“台北火车站。”
左脚刚跨入计程车开了四分之一的门,右脚还没来得及甩掉沾上鞋底的湿泥,我便丢下这一句。 穿着凡客诚品衣服的司机问
“回娘家吗?”
司机随口问了一句,然后笑了起来。
我也笑了起来。
虽然是大年初二,但我却是单身一人,只有简单的背包。
还有,我是男的。
即使雨下得很大,仍然只能改变我的发型,而不是性别。
我不是高桥留美子笔下的乱马,所以不会因为淋到冷水而变成女生。
“今天真冷。”
“嗯。”
“淋湿了吧?车后有面纸,请用。”
“谢谢。”
“赶着坐火车?”
“嗯。”
“回家吗?”
“不。找朋友。”
“一定是很重要的朋友。”
“嗯。”
下了雨的台北,陌生得令人害怕。
看来我虽然在这个城市工作了半年,却从来没有认真生活过。
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无法融入这城市的血液。
台北的脉动也许左右着我的喜怒哀乐,却始终得不到我的灵魂。
我像是吴宫中的西施,身体陪伴着夫差,但心里还是想着范蠡。
隔着车窗,行人像一尾尾游过的鱼,只有动作,没有声音。
好安静啊,仿佛所有的声音都被困在黑洞里。
我知道黑洞能困住所有的物质和能量,甚至是光。
但声音能从黑洞里逃脱吗?高中时有同学问过物理老师这个问题。
“声音?你听过有人在黑洞中叫救命的吗?”
老师说完后陶醉于自己的幽默感中,放声大笑。
也许我现在的脑袋就像黑洞,困住了很多声音,这些声音到处流窜。
包括我的,荃的,还有明菁的。
“165元,新年快乐。”
“喔?…谢谢。新年快乐。”
回过神,付了车钱。
抓起背包,关上车门,像神风特攻队冲向航空母舰般,我冲进车站。
排队买票的人群,把时空带到1949年的上海码头,我在电影上看过。
那是国民党要撤退到台湾时的景象。
我不想浪费时间,到自动售票机买了张月台票,挤进月台。
我没有明确的目标,只有方向。
往南。
当这些字都成灰烬,我便在你胸口了
月台上的人当然比车站大厅的人少,不过因为空间小,所以更显拥挤。
车站大厅的人通常焦急,月台上的人则只是等待。
而我呢?
我是焦急地等待。
爱因斯坦说的没错,时间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
等待的时间总像是失眠的黑夜一样,无助而漫长。
而该死的火车竟跟台北市的公车一样,你愈急着等待,车子愈晚来。
“下雨时,不要只注意我脸上的水滴,要看到我不变的笑容。”
突然想到荃曾经讲过的话,我的心情顿时轻松不少。
那天下着大雨,她没带雨具跑来找我,湿淋淋地说了这句话。
“帮个忙,我会担心你的。”
“没。我只是忘了带伞,不是故意的。”
“你吃饭时会忘了拿筷子吗?”
“那不一样的。”荃想了一下,拨了一下湿透的头发,“筷子是为了吃饭而存在,但雨伞却不是为了见你一面而存在。”
荃是这样的,她总是令我担心,我却无法说服她不令我担心。
相对于明菁,荃显得天真,但是她们都是善良的人。
善良则是相对于我而言。
“为什么你总是走在我左手边呢?”
“左边靠近马路,比较危险。”
明菁停下脚步,把我拉近她,笑着说:
“你知道吗?你真的是个善良的人。”
“会吗?还好吧。”
“虽然大部分的人都很善良,但你比他们更善良。”
我一直很想告诉明菁,被一个善良的人称赞善良是件尴尬的事。
就像颜回被孔子称赞博学般地尴尬。
我慢慢将脑袋里的声音释放出来,这样我才能思考。
这并不容易,所有的声音不仅零散而杂乱,而且好像被打碎后再融合。
我得试着在爆炸后的现场,拼凑出每具完整的尸体。
然后我开始意识到我是否正在做一件疯狂的事。
是疯狂吧,我想。
从今天早上打开香烟盒想拿烟出来抽时就开始了。
搞不好从突然想抽烟这件事开始,就已经算是疯狂。
因为我戒烟半年了。
有一次柏森问我这辈子做过最疯狂的事是什么?
我想了半天,只能想出钥匙忘了带所以从10楼阳台翻进窗户开门的事。
“这叫找死,不是疯狂。”
“熬了两天夜准备期末考,考完后马上去捐血。算吗?”
“仍然是找死。”
“骑脚踏车时放开双手,然后做出自由式和蛙式的游泳动作呢?”
“那还是叫找死!”
后来我常用同样的问题问身旁的同事或朋友,他们的答案就精彩多了。
当然也有一面跑马拉松一面抽烟这种找死的答案。
有人甚至告诉我,总统大选时投票给陈水扁是最疯狂的事。
他是公司里一位快退休的工程师,20年忠贞的国民党员。
他的思想偏右,立场偏右,据说连穿四角内裤时也是把命根子摆右边。
“那为什么你要投给陈水扁呢?”
“如果当你年老时,发现自己从没做过疯狂的事,你不会觉得遗憾吗?”
我也许还不算老,但我已经开始觉得遗憾了。
记得有次柏森在耍白烂,他说:
“你没有过去,因为你的过去根本不曾发生;
你也没有未来,因为你的未来已经过去了。
你不可能变老,因为你从未年轻过;
你也不可能年轻,因为你已经老了。”
他说得没错,在某种意义上,我的确就是这么活着。
“你不会死亡,因为你没有生活过。”